时值深冬，寒风裹携着凉意飒飒而过。一群男女面带倦色、神情凝重，聚集在洋下村村委会。

 经了解，事故发生在2016年12月19日上午，死者高某与妻子陈某梅如往常一样协作开展建筑材料的运输工作。陈某梅于楼房前空地处使用自带的吊机装送砖块、水泥等建筑材料，死者高某则在六楼接收、搬运运送而来的材料。突然，高某不慎从六楼跌落，当场死亡。失去家庭主心骨的陈某梅一家陷入了极度的悲恸中。于是，向以张某福为首的东家索要死亡赔偿，但以张某福为首的东家却仅同意出于人道主义给予一些补偿，双方就赔偿数额产生分歧，争执不休。

死者家属陈某梅找到洋下村委会说明情况后，洋下村委会又立即通知了古槐司法所调解员介入调解。调解员在死者家属陈某梅处大概了解了情况后，随即又通知以张某福为首的东家。据张某福陈述，该栋房子为其兄弟四人共建，而本次发生事故的楼层，第六层，即为大哥张某福所属，雇佣死者高某承接建筑材料运送工作的亦是张某福本人，但张某福

提出，事前已就安全问题和死者高某达成口头协议，发生任何安全事故皆有高某本人承担与其无关，且用于运输材料的工具也是由高某所属，之所以会发生安全事故完全是由其自身缺乏安全意识所致。张某福表示对高某发生坠亡也很心痛，但也只能出于人道主义给予二至三万的补偿。死者家属陈某梅却坚持索要一百万的高额赔偿，同时也对张某福与丈夫高某的口头约定提出异议。

尽管双方在赔偿数额上分歧较大，但有多年调解经验的调解员深谙双方的心理：一方极力压低赔偿数额，以期最大限度的削减赔偿数额；反之，另一方则期望能获取金钱上的最大利益。于是，调解员采取分别调解的方式，先是找到以张某福为首的东家，调解员分析道：作为东家，高某发生坠亡，需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；再者说，作为家里主心骨的高某突发坠亡，留下年迈体弱的父亲、尚未涉世的孩子与满脸风霜的妻子，让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；若死者家属情绪异常激动，甚至“陈尸门前”，也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，张某福态度有所缓和，表示愿意将数额提高到五万元。调解员再找到死者家属陈某梅，分析：该事故可依据《侵权责任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等规定索赔，调解员根据死者高某的家庭实际情况和需要抚养的近亲属，计算出大致的赔偿数额，也希望陈某梅能在一个合法合理的范围索赔。陈某梅目光略带迟疑，许久才言语：“我知道一百万不可能，但是我如果提五十万，那对方也是不肯，反而会压的更低。你们先问问对方能给多少，价钱合适的话，这件事就罢了，太少了我跟他们没完，尸体直接抬他们家里去！”眼见双方都不愿意让步，调解也一度陷入了僵局。

次日，司法所工作人员接到电话，电话中的男子是死者生前好友，表示死者家属愿意与对方再做协商。这通电话让调解员颇为欣喜，死者一方既然主动要求和谈，事件必有转机。于是，调解员又再次将双方当事人请到调解室，调解员试探性地询问陈某梅赔偿款的心理预期，得到的答复是40万。于是，调解员联合村干部集中火力做张某福的思想工作：高某是在用工期间发生坠亡与，东家张某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；倘若此事久拖不决，死者家属定然不会善罢甘休，甚至采取过激行为，扰乱生活安定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张某福眉头紧锁，思忖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最多只能给30万，多了我们也没钱了。”见张某福态度有所松动，也让调解员似乎看到了希望，谁知，死者家属陈某梅愤然离席，临走前丢下了一句话“40万一分钱也不能少，你们要是调解不了，我们自己解决！”张某福见状，也悻悻离席。双方的离场，使调解工作再次陷入了泥沼。

第三日，调解员再次前往张某福的家中，经过多番周旋，张某福同意在30万的基础上略作浮动。

第四日，调解员再次召集双方坐下来调解，就赔偿款项数额问题再次征询双方意见。陈某梅一方率先表态：“快过年了，我也不想为难你们，给我们35万，以后各不相干。”房主叹了口气，怏怏的说道：“我们真没那么多钱，现在你丈夫死在了我家门前，以后这房子我们也不能住了，我们最多给你32万，就这32万我还要东拼西凑的去借来给你们。”

双方就数额问题争锋相对，不肯让步，经过双方将近一小时的唇枪舌战以及调解员的居中周旋。最终双方皆作出了让步。张某福一方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被抚养人生活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叁拾叁万捌仟元整，于当日一次性转账付清。自付清款项之日起，双方矛盾就此了结。

【案例点评】

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事实均无争议，但双方当事人在具体补偿数额上要求有比较大的差距。调解员不放弃努力，多次做当事人思想工作，最终达成调解协议，维护了社会稳定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长乐市司法局古槐司法所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