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4月24日，洋中派出所向洋中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移送了一起公调对接案件：2016年11月23日16时30分许，王某开车行驶至台江区达道路右拐路口时因交通纠纷与吴某起争执，互相殴打受伤，王某的伤情更重，王某要求吴某赔偿医药费、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2000元。吴某认为赔偿金额过高，不同意赔偿。

洋中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认为该案件符合人民调解范围，予以受理，并指派洋中街道专职人民调解员陈诚元、洋中街道公调对接调解员赵婕敏对该案件进行调处，接到案件后，两位调解员立即联系双方当事人，了解案件具体情况情况：案发当日，王某驾驶车辆从中亭街右拐到达道路上，此时，吴某和其女友正通过该路口，王某驶过该路口时差点撞倒吴某的女友，吴某的女友受到惊吓，吴某就拍打了王某车的左后门，王某下车查看，吴某指责王某在斑马线上行车过快，没有礼让行人，王某认为自己经过路口时确定了与行人的安全距离，车速不快，且并未撞倒吴某的女友，吴某凭什么拍打自己的车辆，双方因此互相指责，进而互相殴打，王某报警。后经司法鉴定，王某的伤势更为严重些，因此，王某要求吴某赔偿医药费、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2000元，王某将自己看病的花票提供给调解员。吴某认为王某有错在先，且自己也被王某殴打，拒绝赔偿。

了解详细案情后，调解员认为，该案件并不复杂，案件的关键就是赔偿金额，作为王某受伤的凭证，王某提供的发票是最有力的证据，于是，两位调解员一位继续安抚双方当事人，一位对发票金额进行核算，经计算，根据王某提供的发票，王某看病共花费四千余元。于是，调解员询问王某要求赔偿12000元的依据，王某表示自己受伤，需要吃营养，且对自己的精神造成伤害，故提出12000元的赔偿要求。调解员当即指出：根据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的原则，王某应该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，希望王某能提供购买营养品的花票，而精神损失费，由于很难取证，故在调解中一般不予支持，王某的赔偿金额过高，如果王某想通过调解解决该纠纷，请王某实事求是的提出自己的要求。调解员对吴某指出：王某因吴某打伤，看病是事实，按照法律的规定，吴某应当赔偿，按照发票的金额，吴某至少应该赔偿王某5000元。随后，调解员让双方当事人回家考虑调解员的建议。

双方当事人离开后，调解员并未停止工作，对王某提供的发票进行认真的核实，在核实中，调解员发现，在发票中，有部分的花费并不是看伤病，而是检查糖尿病、抽血等与案情无关的花费，调解员对该部分的金额进行核算，总共有一千多元。第二天，调解员再次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，在调节前，将王某的花票向双方公示，指出其中与案情无关的发票，在事实面前，王某承认了该部分款项于案情无关，并表示，自己可以降低赔偿要求；吴某也表示，可以适当赔偿王某，但是王某也存在过错，自己不可能全额赔付王某的医药费。见到双方都有让步，调解员决定再加把劲，继续从道理、情理、法理等方面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，在两位调解员调解员的不断努力下，双方当事人当天就达成了调解协议：吴某赔偿王某医疗费共计人民币3000元整。双方和解，调处成功。

案例点评：

从本案中，获得两点启示，一是调解方法的运用，本案中，调解员充分利用双方当事人的情绪特点，采取不同的调解办法，使双方当事人情绪稳定，为下一步的调解打下好基础。二是调解员充分把握证据的作用，向当事人说明《民事诉讼法》中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的原则，并用当事人证据中存在的瑕疵，促使要求赔偿的当事人降低赔偿要求；对于赔偿方当事人，调解员先用法律规定，使该方当事人愿意赔偿，再用发票这个证据，使当事人提高赔偿金额，取得了调处的成功。

（台江区司法局洋中司法所提供）